1934年6月，戴尅戎出生在厦门鼓浪屿，当医生的父亲希望儿子能在和平中成长，遂给他取名“尅”（意为制服、战胜）“戎”（战争）。然而，1937年，抗日战争爆发，炮声、硝烟恰恰成了他童年的灰色记忆……

医乃仁术，渡人渡己。战乱中长大的孩子对生命和健康有着更多的体味。高中毕业时，他毫不踌躇就报考了理想中的上海第一医学院医疗系。

1955年大学毕业，他铁了心要去“最艰苦的地方”。在他看来那个“最艰苦”的地方就是新疆，因为那里“最遥远”，那里的病人最需要好医生。他和班里另两名同学联合贴出了“决心书”。

而于情于理他都有充足的理由留在上海：毕业前一年，任上医教务长的父亲被发现患了喉癌，作了半喉切除，与此同时，母亲也发现患有心脏病，而他的妹妹也在此之前启程去了山东医学院……

病中的父母看着热血沸腾的儿子，目光里有不舍更有理解，放他远行。

但最后的分配结果却让戴尅戎滚烫的情绪跌至冰点：北京。

到京后，他沮丧地住进招待所，迟迟不去火车站取行李。负责接收毕业生的工作人员不解地问：“你到底想去哪里？”

“新疆！”

“可今年新疆没有分配名额啊！其他地方的名额也满了！”见他满脸失落的样子，又问：“宝（鸡）成（都）铁路去不去？那里正在筹建临时的工地医院。”

这个消息令戴尅戎心头一振，二话不说，办完手续，扛起背包就上了路。

到西安，再转宝鸡，走公路，过秦岭，搭上运石头的汽车，一路咣当着到了四川，在“诸葛亮挥泪斩马谡”的凤凰山脚下，一排排用竹子搭建的临时活动房矗立眼前，那就是他即将开始工作、生活的地方……

“这样的选择在今天的一些年轻人看来可能无法理解，您不后悔吗？”记者说。

“不，这个选择对我来说太重要了！” 尽管时隔半世纪，但在戴院士灼灼的目光里，仍能看到那个火红年代留下的光彩，“ 宝成铁路和鹰潭铁路是当时全国很有名的两条铁路，技术工人是铁道兵转业的，医院是抗美援朝野战医院直接过来的，那感觉真像是置身于一个情谊深厚的革命大家庭。现在想想蛮艰苦的，但当时一点也不觉苦， 而且心里很是得意：同学中，我是分配到‘底’了，和我一起贴‘决心书’的另两名同学去的是内蒙，如果我留在北京，那感觉和当了叛徒差不多。

“还有，我做的是外科，在工地从头到脚的外伤都会碰到，接骨、开胸、开腹，甚至一年后我就能开颅了……”1957年，戴尅戎的第一篇论文《胸震荡与肺挫伤》发表在《中华外科杂志》上。在他们那一届，在“中华”杂志上发表论文的，他是第一个……

戴院士是怀着感激来回忆那段生活的：“地处山坳，前不着村，后不着地，碰上家属分娩难产，你就得上产钳、做‘剖宫’，附近百姓的牲畜难产，请你帮个忙，你能说不帮吗？工地没有血库，病人被抬来，要输血，一验血，是B型，好，就是我了！伸出胳膊抽完400CC后便上台做手术。术中，发现病人血压不好，还得输血，便又放下手术刀再抽400CC，然后再上台接着手术……” 他说，那段生活不仅仅锻炼了他的技术和思想，也锻炼了他在艰苦环境中开展工作的能力。

宝成铁路竣工后，戴尅戎又扛起背包跑到太行山区修铁路了。如果不是那一纸火速而来的调令的话，谁也不知道他会在“艰苦的地方”呆多久……